平型关战斗研究中的问题关于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平型关战斗的研究由来已久，在各种涉及中共战史的著作中几乎都会以相当的篇幅具体说明。因为，这是中共军队在抗日战争期间第一次与日军交手，并且是以师为单位对日作战的仅有的一次，还取得了相当的战绩，在当年极具宣传意义。所谓八路军115师一役歼灭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主力，或歼敌10000、4000、3000人等种种侧重于宣传的说法，曾经流行了很长时间。1980年代以来，大陆史学界对平型关战斗史实进行了某些讨论和考证，过去的一些说法得到了订正。如歼灭日军第五师第二十一旅主力，或歼敌10000、4000、3000人之类的说法已不再能够见到了，但已有的考证和研究明显地还存在许多问题。被歼日军以非战斗部队为主关于平型关战斗中八路军115师作战的对象，过去抗战期间八路军宣传部门的说法，通常是泛指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1980年代，多数相关战史著作及相关回忆录已经改变了说法，肯定被歼日军中有辎重部队。如当年亲身参加了战斗指挥的聂荣臻在其回忆中就明确讲，被伏击的部队是日军“辎重和后卫部队”。而当年谈及平型关战斗的一些大陆学者，在参考了相应的中日双方史料后也有新的说法，称其为“第二十一旅团第二十一联队第三大队和辎重部队一部”。不过，正规军史编撰机关并未完全接受上述修正。被伏日军为两部，相向而行，被歼两处在大陆的各种回忆录及战史著作中，对被伏日军的描述，不论是否同意用“辎重部队”的提法，对其中的一点史实的说明都是如出一辙的，即肯定这支被伏部队主要是由灵丘出发从东向西浩浩荡荡向平型关挺进的。仔细对照和研究中日双方的各种史料，却可以发现这种说法与史实是不相符合的。台湾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澄清较早，或可引为参考。他们在文章中说明：25日当天，“驻灵邱[丘]日军第二十一旅团部接到第二十一联队天雨变冷，急需补给的报告，命第二十一联队辎重队（大行李队）以马五十匹拉大车70辆，满载衣服、粮食、弹药，由灵邱[丘]西行平型关。此一辎重队系由第十二中队第三小队高桥义夫少尉率领，有辎重兵15人、特务兵70人护卫；辎重队前，则有第五师团情报参谋桥本顺正中佐乘师团司令部小型木炭巴士同行。……上午10时许，辎重队通过东河南，进入两侧约十米高的山崖隘道，续向3公里外的蔡家峪前进”。“此一时刻，新庄淳所率领之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由矢岛俊彦大尉率第二中队176人乘日产卡车50辆在前，中西次八少佐率第三中队30辆卡车在后，自关沟向东出发。新庄淳则乘卡车载兵站要员6人、士兵15人，走在队伍的最前头（车队总共有81辆卡车）。此两支日本非战斗部队——由灵邱[丘]向西开平型关的辎重队，及由关沟向东开灵邱[丘]的汽车队，均于25日10时以后，进入第115师的埋伏陷阱。” 台湾学者的上述说法依据的是日方的战史著作。尽管，日方战史著作依据的仅仅是日军一方的史料，内中有不少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有关被伏部队前进方向的这种记述还是准确的。对此，我们也可以从当时指挥作战的八路军115师686团团长李天佑的回忆中得到某些佐证。他至少曾经提到，被伏击的日军并非只是从灵丘西来的部队，也有从平型关方向东来的车队，至少在他当时的位置上，他曾看到有“一辆从平型关开过来的汽车中弹起火”。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具体分析当时八路军参战部队的电报与战报。据115师685团战斗结束后的报告称：“此次敌参加作战部队为第五师团之二十一旅团(十九联队二十联队)输卒队及少数机械车队。”另据9月25日当天下午，担任115师师长的林彪的报告，当时该师面对的还有另外一部敌人，以汽车队为主。电称：我部上午9时开始“向蔡家峪、小寨攻击，于12时左右，在小寨村将敌人兵站守备队，（即）步兵一营全部歼灭，并击毁汽车八十余辆”。分析这两份文献可以看出，在115师看来，当天的战斗是于上午9时前后同时在两个地方打响的。一处是东北段的蔡家峪，另一处则是在伏击线南段的小寨村，这两处实际相距不足五里地。据报，开战仅三个小时后，小寨村的战斗就基本告一段落，林彪判断该部之敌为日军兵站守备队，相当于步兵一营，其特点是拥有大批汽车。由此可知，在小寨村被伏日军应当是由平型关东去灵丘方向的日军汽车队，而蔡家峪附近的则是由灵丘西来平型关的日军辎重队。只是蔡家峪附近的战斗在林彪报告时尚未结束，故林彪当时未具体报告蔡家峪的战斗情况。次日，朱德、彭德怀在向南京蒋介石进一步报告战果时，才提到：除前报歼敌小寨村兵站守备队外，“另有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均被我完全包围，死不缴枪，故全部打死”。这里所说的“另有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显然不是指头一天报告的位于小寨村附近的那支日军汽车队，而是指位于蔡家峪附近的拥有大量马匹和大车的另一支日军部队，即来自灵丘的那支行李大队。由此可以判断，当时确是有两支相向而行的日军部队同时中伏。再联系到686团团长李天佑特别强调，最激烈的伏击战实际上发生在小寨村往南近八里路的老爷庙一带，可以进一步确定，当天伏击战的主要作战地点至少是从蔡家峪一直延伸到老爷庙及其东南一带，即辎重队被伏的蔡家峪，汽车队被伏的小寨村和中午以后持续发生激烈战斗的老爷庙一带。只是，老爷庙的战斗因为部署不当，被日军占领了制高点，因此李天佑才会强调那里的战斗最为激烈。由此不难看出，今天我们所有关于平型关战斗的图示和解说，在作战地点上明显存在着错误。这是因为，将蔡家峪划在伏击作战地点之外，而将韩家湾划成另一歼敌之处，标注日军从团城口前逃走等等，都并非事实。综合上述情况不难断定，平型关战斗中被歼日军基本上是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辎重部队和补给部队。具体说来有两部分日军，一部分是兵站汽车联队的两支汽车中队，正在从平型关前往灵丘；另一部分是日军二十一旅的行李大队及两个大队的行李队，它们正从灵丘方向向平型关前来。这些部队虽有少量战斗部队护卫，但战斗力不强，因此115师仅用了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基本上解决了战斗，并取得了歼灭大部分被围之敌的显著战果。此后，115师又向西南在老爷庙、关沟一带与前来救援的第二十一旅团第三大队日军进行了数小时的战斗，战斗虽然曾一度使日军动摇，并推进到辛庄、东跑池一带，但最终还是形成了对峙。鉴于战斗僵持，平型关正面国民党守军也没有按计划大举出动，故115师于次日凌晨悄悄撤出了战斗。歼灭日军人数问题关于平型关战斗的歼敌人数，目前一般大陆学者都已接受了1000余人的说法。歼敌1000余人的说法，并非后人的杜撰，既可见之于当年率部参加平型关战斗的杨得志等人的回忆，也可见之于当时前线部队的战报。关于平型关战斗歼敌数字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依据，是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于战斗第二天，即1937年9月26日率部队撤出战斗之后，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战报。该电说：“昨日与敌第二十一连（联）队战斗一昼夜，将敌歼灭一千余人。”有当事人的回忆，又有当时负责指挥作战的指挥员于战斗刚刚结束后报告的歼敌人数，一般讲应当是可信的。而且，以将近4000人主力在伏击战中歼灭日军1000余人的非战斗部队，也并非没有可能。但问题是，除去难以作战场统计的对日军第三大队的阻击作战以外，日军此次战斗中被伏的主要还是两个汽车中队连同行李大队等辎重部队，首先必须要弄清楚他们究竟有多少人。据台湾学者的说法，两部分日军其实只有“二百八十三人”，即辎重队“共八十六人”和汽车队“兵要员六人、士兵十五人”再加上矢岛中队“一百七十六人”。那么，究竟是1000余人的说法可信呢，还是二三百人的说法可信呢？对此，我们还是应当从史料出发。据日军第六兵站汽车队的战斗详报，可知被伏日军汽车队包括“兵站汽车队本部7人，陆上运输兵15人，矢岛中队176人，合计198人。此外并有后续的中西中队，增援步兵1个小队”，部分回运的伤兵。已知矢岛中队又分为三个汽车小队，一个修理班，一个行李班和一个自卫队，共176人，50辆汽车。中西中队随行车辆30辆，官兵55人。再加指挥官新庄淳中佐率本部官兵共22人，以及增援的步兵一个小队大约50人，已知仅此汽车队一行的总人数即在300人以上，并非台湾学者所说的不足200人。而第二十一联队的行李大队及两个大队的大小行李队，约有70辆辎重车辆、15名辎重兵、228名特务兵，另有神代中队的高桥小队和病愈后的四五名士兵共52名担当护卫小队，合计人数应为297人。综上两部五六百人，若能基本歼灭，再加上阻击西来增援解围之敌，说歼灭日军千人，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是，从日方战斗详报看，当天这两部分日军一先一后一东一西相对而来，汽车队东去灵丘之汽车队未遭全歼。考虑到被袭日军第六兵站汽车联队矢岛及中西两个中队长均得逃脱，并有十分详尽的报告讲述了被伏击突围经过，可以相信，日军汽车队人员确有一部从包围圈中冲了出来。只是，关于汽车队损失情况，该报告与日方另外两份战史资料所说不完全一致。第六兵站汽车队自己报告称：“本次战斗中，我方损失如下：新庄队长以下41人战死，约50人负伤或生死不明。”但对照日军第二十一旅第三大队的报告和详细利用过日军战史资料的儿岛襄的著作，可知上述说法似不全面。首先，据第三大队的报告，日军联队长当日上午11点左右得到车队被袭的消息后，即调集四个中队（内缺四个小队）前往解围。救援的部队乘车刚过关沟村即遭到枪击，被迫下车向前推进。显然，由于担任阻击的八路军兵力强大，增援日军推进困难，甚至受到严重挤压，故完全不可能完成营救任务。其报告即提到：“与敌人一直对峙到夜晚，还不知遭袭击的兵站汽车队情况如何。”直到28日才得以进入现场，发现“行进中的汽车联队似遭突袭全被歼灭，100余辆汽车惨遭烧毁，每隔20米，倒着一辆汽车残骸。公路上有新庄中佐等无数阵亡者，及被烧焦躺在驾驶室里的尸体，一片惨状，目不忍睹”。而儿岛襄详细说明平型关战役的著作也明确讲，当时被袭车辆总共8l辆，逃出来的只有五辆。这意味着，紧跟在矢岛中队之后进入伏击圈的中西中队也受到重大损失。依照后两种说法判断，两个汽车中队被歼人员应当远不止汽车队自己报告的数十人之数。其次，不能忽略的是，当天乘车返回灵丘的，还有23日至24日在平型关前作战中受伤的部分伤兵和战死者。已知第三大队即伤80人，亡22人，虽然轻伤者仍留置卫生队现场救治，但伤较重者及战死者均用车送回。再加上汽车队的伤亡失踪数字中没有计算增援来的一个小队损失情况，简单按照汽车队的报告计算伤亡数字，自然不完整。在这里，我们还应该对25日当天第三大队增援部队的死伤情况试作分析和统计。25日当天日军第三大队与国民党军之间并无激战的情况，当天该大队的伤亡人员，相信主要应当是增援平型关被伏日军时被八路军打死打伤的。而根据日军第三大队的战报，当天第九中队6死2l伤，第十中队4死5伤，第十一中队3死3l伤，第十二中队25死3伤。合计已知第三大队当天的死伤人数约为98人。这其中大部分人理当是在与八路军阻击部队的作战中伤亡的。综合以上日方战报，可以看出，在此次伏击战中，日军最主要的被歼对象是由灵丘开来平型关的辎重部队，连同一个小队的护卫部队，应为294人（3人重伤）。另一部被歼之日军汽车队具体人数不详，较保守的估计亦应在半数左右，即应在150人上下。再加上阻击战中日军第三大队的伤亡和乘车送回灵丘的伤兵的伤亡，整个战斗过程中日军伤亡的人数恐怕应在三四百人甚或四五百人之间。分析当时115师的战报，也可看出大概。当天上午115师首先袭击的是东去的日军汽车队，时间据中日双方记载应在9点前后这段时间。林彪报告所说“12时左右，在小寨村将敌人兵站守备队，（即）步兵一营全部歼灭，并击毁汽车80余辆”，和事后国民政府军令部战报称“小寨村有敌兵站守护队约步兵一营被我林师完全歼灭”，都是指此。但是，这里虽说“全部歼灭”日军约步兵一营，事实上战斗并未完全结束。从当晚9点林彪发给军委的电报里可知，小寨村仍有小部敌人继续顽抗，战斗仍在进行中。电报说：“敌原分布于东西跑池、关沟、辛庄一带，小部在小寨村”，“我自晨至夕激战终日，关沟、辛庄一带阵地完全夺取，并将东跑池以北之1884高地占领，东跑池以南阵地亦夺取，敌陷于我包围中，目前正夺取小寨”。从这一电报看，当日围歼东来之敌的作战已经大体上结束，照朱德、彭德怀次日给南京蒋介石的电报，就是：“另有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均被我完全包围，死不缴枪，故全部打死。”但对于西来之敌的作战，即对小寨村以西之敌的作战，却成胶着状态。次日凌晨，鉴于朱德、彭德怀已有避免与敌相峙的指示，林彪迅速指挥部队撤出了战斗。结果，115师虽然已成功地将小寨村以西至平型关外东跑池以东之敌分割成数块，除了对蔡家峪和小寨村两段部分残敌有可能迅速消灭外，与敌西来之主力因形成对峙，无法取得更大的战果。可是，为什么第二天，林彪的战报却又宣称：“昨日与敌廿一连队战斗一昼夜，将敌歼灭一千余人”呢？这里的原因也许不难了解。毕竟115师不仅歼灭了由灵丘而来的日军辎重部队，而且对准备返回灵丘接运部队之小寨村一带的日军汽车队的伏击也基本上取得成功，按照当时下面部队的报告，一部“约步兵一营”，另一部也为“四五百人”，合计已近千人之数。再加上无法确知被阻击之日方援军死伤数字，相信激战一天也已给予较大的杀伤，估计“将敌歼灭一千余人”当不足怪。但可以肯定，由于小寨村以西战场始终处于战斗中，无法打扫清点，包括对汽车队的歼敌数字多半也只是估计得来的，未必十分准确。关于这种情况，林彪及中共中央事后其实也未必完全不了解。还在这次战斗之后不久，朱德就公开肯定了此次战斗只歼敌四五百人的说法。他在1937年年底公开发表的著作中曾明确讲：此次战斗“他们（指日军）死了五百人”。朱德之所以这样讲，当然不是笔误或有其他什么原因。联系到彭德怀后来在内部讲话中也坦率地承认，这次战斗“只缴到不上一百条的完整的步枪”，可以想象朱德当年这种说法应当是在具体听取了汇报和进行了比较实事求是的分析之后得出的。而且，比较一下此次作战中双方死伤人数，也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更合理一些。根据战斗后115师的报告和中共中央的有关电报，可知此次战斗中八路军死伤在400人左右。以当时八路军武器装备之落后和日军之顽强程度，在如此大规模的作战中，敌我双方死伤比例接近甚至略微超过1:1，应该是最好的结果了。事实上，在此之后，在八路军与日军之间历次较大规模的战斗中，八路军的伤亡比例都远高于此。依据以上叙述，或者可以肯定，那种说八路军平型关一战歼敌1000余人，或说只歼灭了不足200人的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尽管关于这一数字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但比较容易接近事实的说法可能是，此次战斗歼敌数百人，既不是1000余人，也不是约200人。从六八五团的战斗详报中，我们还可以大致知道在关沟、辛庄至老爷庙一带部队的缴获情况。报告称：缴获步马枪111枝，手枪1支，卜壳枪1支，轻机枪10 挺，刺刀4把，马刀1把，步马弹4200发，其他弹1500发。报告同时注明：此次缴获“（统计）很慢，数目不精确”，并且存在着“缴获的胜利品不登记，打埋伏”的现象，因此上报的“缴获数目不甚精确”，再加上人员“来往繁杂，有的已送后方，因为战斗未完全解决即送走了，所以无从清查。”鉴于六八五团的对手一是日军汽车队，一是日军增援部队，装备及火力配备均较好，故其缴获的步、机枪数应该是最多的。负责伏击西进的日军辎重队的六八六团，理应没有缴获到自动火器。归纳上述几封电报和报告，可以看出，平型关战斗的缴获主要是汽车、摩托车、炮和炮弹几种。在这里，它们没有提到我们上面所看到的为许多著作所重视的那 1000余支步枪、20余挺机枪、20多个掷弹筒，甚至也没有提到200多辆大车和马匹。是不是林彪把它们统统归入“军用品”一类而未加统计呢？的确，“军用品”是一个十分含混的概念，但把枪炮一类的武器算在“军用品”中，恐怕是不合逻辑的。事实上，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报一向十分重视上报缴获的枪支情况，尤其重视自动火器，如轻重枪机、掷弹筒一类武器的缴获，甚至，就是缴获了一两支步枪往往也要统计上报。考虑到这种情况，我们怕是很难相信林彪不报缴获枪支数字是因为他归错了类。比较合乎逻辑的解释是，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战斗中并没有获得这样大量的枪支和自动火器，因此林彪并无重要数字可报。在前面提到过的日方参战部队战斗详报中，我们已经看到，被歼的两支日军部队均属非战斗部队，因此也并无重武器和自动火器。在日军汽车队的战斗详报里，该队军官明确讲，这次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武器太差，缺乏自卫能力。他主张至少应当为汽车队配备重机枪一挺，并为每个小队及修理班各配备一挺轻机枪、一个掷弹筒。这说明汽车队当时拥有的主要只是步枪。至于被歼的日军辎重部队，看上去甚至比汽车队还不如，因为他们不仅没有自动火器，甚至近半数左右连步枪也没有。如果说一一五师有可能缴到几支机枪或掷弹筒的话，那只能是负责护卫的两个日军小队根据配置所应拥有的机枪和掷弹筒。根据日军部队的配备情况，这些部队也绝不可能有20挺机枪和20个掷弹筒。因为按照日军第五师的武器配备统计，一个中队只有6挺轻机枪和6个掷弹筒，平均到3个小队，每个小队至多也只能有2挺轻机枪和2个掷弹筒。由此可知，所谓平型关战斗中缴获1000余支步枪、20挺机枪、20个掷弹筒之类的说法，肯定是不准确的。因此，林彪在历次战报中所以不提缴获枪支一事，多半也在于此次战斗并没有缴获到多少武器。这不仅因为被歼日军武器本来就少，而且因为一些日本兵十分顽强，不仅不投降，临死还要把武器砸毁，从而使得一一五师几乎没有缴获到值得报告的重要武器。枪支是如此，那200辆马车和50多匹马匹又如何呢？看来这个问题也与事实有出入。已知日军辎重部队带入包围圈的只有70辆马车，即使每辆马车用马一匹，也得有70匹马才行。所以，关于缴获200辆马车的说法也不准确。更重要的是，朱德26日电报已经说明：“另有敌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被我完全包围，死不缴械，故全部打死”。日方的资料也清楚地记载说，辎重队“人马几乎全都死亡”，公路甚至被辎重车辆和层层叠叠的人和马的尸体给堵塞了。当然，由于高桥小队为骑兵，是否有战马被缴获还有研究的余地。另外，关于其他军用品，除林彪战报中所报的炮弹外，看来也只有日军战斗详报所记载的第二十一联队和两个大队“军官的行李、士兵的冬服和粮食”等，并无其他重要物品。至于有著作说“仅大衣一项，给我师官兵各发一件还有余”，恐怕也属讹传。毕竟这只是一个联队（缺1个大队）的行李和冬装，充其量也只能有 4000人的大衣，而整个一一五师却有将近14000人。综上所述，整个平型关战斗中，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多半只缴获了日军100余支完整的步枪、10挺左右轻机枪、1门钢炮、2000发炮弹和日军二十一联队部分服装和粮食，同时摧毁了大约70辆汽车和70辆马车，还打死了马数十匹。一一五师损失人数问题关于此次作战中八路军一一五师损失人数问题，目前也有越说越多的倾向。已知目前至少有四五种说法，依照时间顺序大致演变如下：最早的说法来自于伏击战结束当天晚上林彪、聂荣臻给朱德、彭德怀的战报，内称：“我伤亡维三四百名”。第二天，部队全部撤出战场后，林、聂再做报告称：“我军伤亡三四百，负伤团长二、营长二，其余待查。”事隔10天之后，即1937年10月3日，朱德致电军委会第一部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等申请奖恤，电称：“职路进入战斗以来，以主力于平型关、雁门关、朔县线之两翼侧外，另组织四个支队袭击敌之后方，截断运输，破坏交通，发动群众组织，扩大游击战争等为任务，计各支队先后均有胜利。总共缴获汽车八十余辆，九二野炮一门，七三、七五山炮炮弹三千余发，步枪三百余支，机关枪二十余挺，并毙敌千余人。现涞源、广灵、灵邱交通已被我完全截断，敌不敢白日运输。但我伤亡官兵六百余名，内副团长、营长各两名，务请颁给奖恤。”几年后，八路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出于宣传目的编写了小册子《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第一次宣称此役一一五师伤亡人数“近千人”。改革开放以后，新的说法见于当年曾负责一一五师总部医院工作的区阳奕的一篇回忆，内称：平型关伏击战后四五天时间共收转了约八九百人，连同战场上阵亡的200余人，轻伤能随团队活动不需转院治疗的伤员约三四百人，“战斗中我全部伤亡约1500余人”。2005年最新说法见于徐焰的一次公开的访谈节目，其中说：“此战八路军系居高临下实行伏击，却伤亡800人，还多是经过万里长征的老骨干”。上述各种说法，究竟哪种说法更为准确呢？依据常识，作为战斗指挥官的林彪当时的报告理应比较可信。但其缺点在于统计和报告的时间稍嫌急促，难免会有遗漏。从其战斗结束当晚的报告和次日撤出战斗后两次报告的情况可知，报告伤亡的总人数并无变更，26日只是增加了团营级指挥官伤亡的数字，并且有“其余待查”的说法，可知其仅有总数而未能一一对应地对伤亡人员做人名和官阶的调查。林、聂的报告比较可信，还可证之于六八五团的战斗详报。该战斗详报说明，此役该团伤亡人员达223人。已知六八五团作战最靠近平型关日军主力所在位置，因此担负了阻击日军第三大队增援部队的任务，战斗最为惨烈，伤亡应较另外两团大许多。又知六八七团大部没有投入战斗，即使有部分在伏击战进行到下午时分投入战斗，人员伤亡的总数也不会大。故如果相信六八五团伤亡的人数为六八六团的一倍，六八六团伤亡的人数为六八七团的一倍是一个较为合理的估计的话，总的伤亡人数也不过400余人，绝不可能到800，更不可能到1000或1500之多。如果我们对照朱德战斗结束 10天之后给军委会的那个申请奖恤的电报，更可以印证出林、聂电的数字是比较可信的。朱德电报报告的是从9月八路军两个师主力进入山西对日抗战的军事作战以来总的作战、缴获和伤亡情况。不能想象，八路军，包括一一五师，对日作战伤亡上千人，而朱德此时却要缩小一半以上的数字。更何况八路军此时军饷及其经费都相当困难，这又是为部队伤亡人员争取抚恤，名正言顺，不能不争。但也正因为这是申请抚恤，按照国民政府这时的相关规定，每笔抚恤必须落实在具体人头上，且要接受军委会的调查核实，因此，朱电亦不能随意夸大。故可以肯定，此电具有相当的可信性。比较此前25、26日林彪所报战绩，以及朱、彭据林电所报最终缴获情况，可知平型关作战报告的摧毁汽车数是74辆，缴获摩托车3辆，钢炮1门，炮弹2000发，毙敌千余人。10月3日朱德所报的数字中，除汽车多出几辆，炮弹多出1000发，步枪多出300，机枪多出20余挺外，余均为平型关战斗所获。即是说，朱德该电报告的伤亡600余名，毫无疑问主要是平型关战斗一一五师的伤亡人数。当然，八路军其他部队，包括一一五师独立团等9月间亦与日军有过交战，故也有缴获和伤亡，只是各次作战合计伤亡不过200人左右。因平型关战斗是这时八路军对日最大的一次作战，其伤亡人数较多，八路军不足一个月来总共伤亡600余人，其中有400余人伤亡于平型关作战，也是一个合理的数字。相反，此后那些宣传数字或回忆数字，显然不那么可信。平型关战斗的捷报问题由上述情况不难了解，八路军一一五师参战部队，如六八五团事后的战斗详报，以及林彪在作战过程中和战斗结束后向八路军前总所做的战报，包括朱、彭向蒋介石和军委会所做的战报和相关奖恤申请的报告，基本上都是实事求是的。对于八路军平型关作战力主从振奋人心的宣传角度加以夸大的是毛泽东。他在26日上午接得朱、彭捷报后，当即草拟了用于宣传的捷报并迅速发出，随即于11时电告朱、彭说明：“已用八路军参谋处名义用有线电、无线电发出简单捷报，只说将敌万余击溃，击毙甚多，一部俘虏，车辆枪炮缴获甚多，正清查中等语。”毛并提出：“关于缴获数目对国民党不可夸大，但对外宣传可略增数目字，是否可说俘虏千余人，汽车八十余辆，坦克五辆，炮三门，炮弹三千发，请酌定见告，以为统一”。由于这时朱、彭已依据早上给毛泽东等人的捷报，上报南京蒋介石和阎锡山，内容仍然是“缴获汽车六十余辆，小摩托车三辆，外炮一门，炮弹二千余发”，“俘虏敌官兵三百余名，另有敌一部约四五百人，马数十匹被我完全包围，死不缴械，故全部打死”等，故对毛泽东把击敌数扩大到万余，且声称俘虏千余等，他们显然认为不妥。接电后，朱、彭两人当晚即联名复电提出：“昨天的胜利对国民党、对外宣传，我们意见不必扩大，以我们本日致蒋阎电为好。”但是，毛泽东以八路军参谋处名义拟发的捷报已经无法收回了。这就出现了延安和前总两个内容大相径庭的平型关战斗捷报，一个是前述朱、彭的战报，国民党有关方面所得及其转述的也都是这个电报的内容。而各方报纸，特别是延安公开宣传的，自然毛泽东所拟八路军参谋处致南京军委会军政部、中央日报社的捷报了。该捷报宣称：“九月廿五日，我八路军在晋北平型关与敌万余人激战，反复冲锋，我军奋勇无比，将进攻之敌全部击溃，所有平型关以北之辛庄、关沟、东跑池一带阵地完全夺取，敌兵被击毙者尸横山野，一部被俘虏，并获汽车、坦克车、枪炮及其他军用品甚多，正清查中。现残敌溃至小寨村，被我四面包围中。”所谓平型关一战歼敌万余的说法，即由此而来。但是，考虑到此后整个抗战期间各方，包括国民党方面，由于军事上始终处于劣势，故其宣传上较多夸大，甚至许多部队的战报中亦习惯于多报或谎报，故当年出现此种情况也并非完全不可理解。重要的只是，后人在研究这段历史时，应当有所甄别和考证，不能偏听偏信。（摘自：《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作者：杨奎松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